人类社会正在由前数字时代快速步入数字时代。在这个关键转型期，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已逐渐形成一种新趋势，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然而，既有的西方现代化中，以市场为主导的数字发展范式面临多重发展困境，全球数字化发展道路何去何从，成为牵动全球的核心发展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突出重围，实现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成为破局当下全球数字发展困境的良机。
如今，数字化发展逐渐成为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各国都在加速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但在这个时代切换的关键路口，新问题也随之而来。
从经济层面来看，资本集中度快速上升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逐步放缓。经过2008年由美国遍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经济缓慢复苏的过程。尤其是近几年，西方国家孕育出大量新商业巨头和互联网巨头，资本集中度大幅上升。与此同时，新经济业态与传统经济业态增速的分化，对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平衡发展造成影响，新的经济治理挑战成为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
上海街头广告。吴芒子 摄
从社会层面来看，经济不平等正在加剧社会不同群体的两极分化。在努力“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由于缺乏有效干预和监管，市场的不平等竞争和财富分配问题引起担忧，也使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愈发严重。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少数人掌握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攫取大量利益；在国际层面，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国际价值链下游部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鸿沟和财富差距不断扩大。
从政治层面来看，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现象已影响各国政治安全。在西方的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市场主导的分配机制的结构性错配，加剧了社会的政治极化问题。前数字时代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收益被少部分高收入阶层和资本所有者攫取，中低收入阶层没有分享到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收益，造成收入不平等快速上升。近年来，除了贫富分化，随之而来的更有政治、社会的极端化思潮。社会和市场资产拥有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进而激发关于技术性失业、隐私安全、分配不公等社会焦虑。
可见，在西方发展范式之下，几十年的市场发展虽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商业创新，但却将其塑造为有利于资本扩张的规则，甚至带来了更多社会问题。原有市场主导的西方发展范式走到数字时代的十字路口，陷入了“不知向何处去”的发展困境。
面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创造新的发展红利，为时代变局提供一种可能解法。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既在探索一条基于数据要素发展规律、适应生产关系变革趋势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也在寻求建设更加公平合理、带动社会整体发展的数字经济分配制度，统筹安全与发展，实现数字经济发展范式的协调。
首先，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体量带来海量的数据红利。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形成了庞大的互联网用户集群，激活了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在海量数据基础之上，中国能创造出以数据为基本要素的大量新经济形态，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字化进程当中创造若干家引领全球的巨型企业，带动数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体量又提供了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丰富应用场景，创造了巨大的数字价值，来自各行业的应用场景开创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展现巨大的发展潜力，也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带来巨大优势。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着力于实现包容性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目标中，实现共同富裕要求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要兼具创造财富和共享财富，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具体来看，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在金融、经济领域的普惠性发展，致力于弥合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和数字鸿沟问题，注重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同步进行。因此，在面对如何持续带动生产力提升和社会的整体进步这两个重大问题时，中国讲求充分利用海量的数据要素，推动生产力持续提升，同时实现良好的数字治理，使其跟上生产力进步，有效缓解财富分配和两极分化问题。
网络主播在贵州一脐橙种植基地直播推销脐橙。杨成利 摄
最后，中国致力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数字文明形态构建，不只有经济内容的物质文明建设，还应推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这一逻辑贯穿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的整体布局之中。过去，各国更注重数字化对物质经济增长的作用，忽视了精神文明的需要，正是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本，注重人的精神文明发展，更注重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进一步促进数字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应该携手推动数字时代互联互通，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和素养，尤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融入数字化浪潮，努力消除数字鸿沟”，“中方愿继续同二十国集团成员合作，携手构建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数字经济格局。”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创造数字时代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始终贯穿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之中，对数字时代的普遍困境和既有发展范式的问题进行反思，在实践中超越，对文明范式进行创新和再协调。
2022年8月，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观众在元宇宙创新链展位参观。杜建坡 摄
面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一方面，中国数字化发展促进“数实融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刺激现有市场的需求，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活力。另一方面，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缓解了市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推动共同富裕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以数字技术治理数字经济，做到真正的“对症下药”。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引导数字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新红利能够转变为可共享的社会价值，实现共同发展。
时代变局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将创造数字时代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为要求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依托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重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创新思想、激发智慧、优化治理、建设文明。面对时代变局，中国在文明范式上进行创新和再协调，致力于打造数字化的国家治理新模式，在全球市场重构过程中展现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新特色、新理论和新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和大国担当。数字时代之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蓝图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
刘典，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副研究员。兼任工信部工业和信息化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研究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数字经济治理、数字货币、网络与数据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在《中国金融》《文化纵横》《学术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十多篇研究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学习时报》等数十家权威纸媒发表近百篇评论文章。承担中央有关部委及北京市首都高端智库决策咨询研究课题，部分政策研究成果获重要反响。
